以“大力发展新能源”为中心破除转型瓶颈
——访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志轩
记者 刘光林 张正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推动新时代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10年来，在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对于我国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有哪些积极意义？就相关话题，中能传媒记者独家采访了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志轩。
中西方能源转型路径存在显著区别
中能传媒：自2014年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
王志轩：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以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2013—2023年，我国天然气、水、核、风、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15.5%提高到26.4%，提高近11个百分点。其中，并网太阳能发电从1479万千瓦增至6.10亿千瓦，增长超过40倍；并网风电从7548万千瓦增至4.41亿千瓦，增长超过4.8倍。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之和占总装机比重由7.23%提高到36%，发电量之和占总发电量的比重由2.74%提高到15.5%。
同期，煤电装机占比由63%左右下降到39.9%，下降约23个百分点；发电量占比由约73%下降到约57.9%，下降约15个百分点。
2013—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由5.3万亿千瓦时提高到9.2万亿千瓦时，提高1.73倍。
同期，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由21%提高到约28%，提高7个百分点，高于发达国家的25%。这一数据快速超过发达国家，主要是在我国终端能源清洁化政策的大力推进下，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环节大力实施电能替代，以及新能源汽车和新兴产业带来的用电量快速提升的结果。这表明，我国新电气化走以新能源直接替代煤炭的转型路径，显著区别于发达国家由石油替代煤炭、再由天然气替代石油的转型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2013—2023年，全国发电设备年均利用小时由4511降至3592，火电年均利用小时由5012降至4466。这既反映出新能源装机增加拉低了设备利用小时数，也反映出煤电由电量电源向灵活性电源不断转型的特点。
2013—2023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增长38%，但是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却由1756万吨降至136万吨，下降99.2%。
另外，我国已经开展绿电交易试点并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2021年实现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宝贵经验
中能传媒：我国作出的能源低碳转型努力，对全球碳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有哪些积极贡献？
王志轩：在评价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之前，必须要基于以下客观事实：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是第一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也是第一大新能源生产和消费国、第一大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煤炭消费量最大、煤电装机和发电量最大的国家……更为关键的是，我国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面对诸多刚性需求和约束，我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多方面举足轻重的贡献。一是，在受限于资源禀赋，能源生产消费长期以煤为主的不利局面下，通过加强立法和政策引导，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不断促进能源绿色化、低碳化，表明我国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认真履行国际承诺，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大国义务。二是，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30%，在这样的占比下，我国能源电力低碳转型仍然取得巨大成效，这意味着我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作贡献非常突出。三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我国能源电力生产效率早已达到全球先进水平，在为全球提供高质量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不断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和碳排放量。四是，我国新能源生产、能源存储设备和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持续创新迭代，为推动全球零碳、低碳能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是，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实践，为全球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转型与碳减排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能源安全新战略与落实“双碳”目标相辅相成
中能传媒：深入推进能源安全新战略，对于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有哪些积极意义？
王志轩：第一，深入推进能源安全新战略与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是相辅相成的。根据最新公布的2018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数据分析，我国能源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的86.4%，而能源安全新战略正是在全球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为应对能源大转型的新形势、新挑战而提出的。
第二，深入推进能源安全新战略与全面落实“双碳”目标二者相互促进。提出“双碳”目标，是我国长期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持续坚持绿色发展、清洁发展、低碳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落实“双碳”目标的主要措施，也是能源安全新战略中提出的重大措施。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时明确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合，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第三，能源安全新战略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本保障。能源安全新战略明确了能源“安全”“低碳”“经济”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确保能源安全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目的，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基本要求。中央提出的做好“双碳”工作的20字方针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20字方针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等要求，集中凝练在一个段落，充分证明了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与落实“双碳”目标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有关能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规律
中能传媒：能源安全新战略实施前后，我国能源转型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的形势和变化？
王志轩：一是，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更为迫切，目标及措施要求更加具体。就国际而言，10年前，旨在控制全球温升的《巴黎协定》还在“胎中”；近年来，各方对《巴黎协定》中确定的控制温升目标一直有加码趋势，在每年的气候大会上，“把温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相关议题都是争论的焦点。2024年气候大会进一步强化了减排措施，并就“逐步转型摆脱化石能源”以及“3倍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目标”达成全球共识。就国内而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目标方面也不断加码，2020年，将此前承诺目标提升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为此我国更是加大了“限煤”和发展新能源的力度。2021年，我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展现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更大雄心。
二是，以风电光伏为主体的新能源发展规模屡屡超出预期。根据有关文件，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超过12亿千瓦，然而到2023年底就完成10.5亿千瓦，且当年新增装机就达2.96亿千瓦。这种超预期发展，反映了我国在风电光伏技术装备方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推动我国实现由“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巨大跨越。
三是，推动电力市场化取得重大突破，改革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向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调整。新一轮电改重启以来，虽然仍在不断探索，但已经取得诸多实实在在成果，改革任务也在与时俱进地调整。比如，2015年“九号文”发布之初的任务更多是破除垄断，所以强调“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如今改革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改革任务也相应调整为，在总体上坚持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和就地平衡并举的原则下，更加重视推进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建设和配网侧强化的改革，以促进大规模、高比例消纳新能源，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对能源转型提出更高要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正处在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阶段，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融合、互相催化，能源电力行业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与关键领域；同时，新能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也必将加速推进能源电力的转型以及对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带来更大突破。
五是，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发展态势超出传统“规律”。10年前，很多专家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可以用更少的能耗来支撑经济发展，但目前看来，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以及受我国发展阶段特性、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增长仍然密切正相关。2013年我国煤炭消费出现高峰，此后在平台期波动下降，很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已经达到煤炭消费的峰值，但2023年这个“峰值”被突破了。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发展还不能与能源消费增长明显脱钩，尤其是以电为能源支撑的智能社会发展将进一步改变传统的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更多可再生能源来逐渐支撑起经济社会的发展。如，目前全国风电光伏在新增装机中的占比超过80%。还需要特别强调一点，大量文献在分析经济发展与能源发展关系的规律时，基本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经验，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外延，均显著有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特征，如，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全球化背景不同、发展路径不同等，研究经济与能源发展的关系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规律。
能源绿色转型战场将更多转移到农村地区
中能传媒：我国在能源转型领域可以发展和培育哪些新质生产力以及未来产业？
王志轩：随着能源转型和制造业产业升级加速，能源领域将会涌现很多具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生产力质态。
一是外贸“新三样”是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的代表。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合计出口首破万亿元大关，相关产品和技术不仅国内领先，更是代表全球最先进水平，是我国面向未来为全球提供的新质能源产品，将为世界能源绿色转型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二是大力发展绿氢这种新质生产力。对于氢能的定位，业界可能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新增能源需求必须由大力发展新能源来满足，存量能源也要逐步被新能源平稳替代。可是新能源出力不可控，这就需要采取大容量、规模化、长周期的储能形式来平衡和转化一部分不稳定的绿色能源，以实现能源供需协同。目前来看，绿氢不仅是一种能够满足上述需求的储能形式，而且还可以作为中间原料来进一步合成甲醇和氨等其他类型的能源与材料。
三是新能源与农业和农村结合可以培育更多新质生产力及未来产业。如，利用农林生物质等发电或制氢，再与生物质碳结合进一步制成生物质甲醇燃料等，从而形成农村地区能源“身边取”或作为商品能源输出。再如，将新能源与农业种植养殖相结合，利用新能源形成人造光源，解决立体式、高密度种植业、养殖业光照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节地丰产。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加速农村用能电气化进程，将极大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未来，能源电力改革、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的主战场，会更多地转向农业和农村地区，更多地与乡村振兴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而通过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促进全国能源转型。
四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迫切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不仅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指明了方向，更是提出了具体要求。业界有个“能源不可能三角”的说法，即在能源生产和供应过程中要同时实现“安全、绿色、经济”的最高要求是不可能的。而在实践中，能源发展转型的目标却是，基于不同发展阶段，在经济社会的总目标下实现能源“安全、绿色、经济”三要素的重新平衡。所以说，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就是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实现三要素的新平衡，而且在体制机制上要做到“供需协同”，在电力系统的物理特性和运行上做到“灵活智能”。所以，要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比如，发展综合能源服务、发展新型储能、打造数字化智能化能源系统等等，这些仅靠传统生产力技术肯定难以达成，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加持。
五是增强能源战略备用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能源战略备用是指长周期能源备用，可以备而不用，但是不能不备。将来电力占终端能源的比重会越来越高，现在已达到28%，未来会超过50%，并向更高比例发展。这样一来，电力系统安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在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情况下，一旦遭遇极端天气，在以传统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中或许并不存在的风险，但在高比例新能源条件下就会构成重大风险，如连续多日阴天或无风，电力安全保供就会遭受严重打击。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必须增强备用能力，这种备用能力的提升需要从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得以解决。
六是碳减排和碳利用领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包括部分条件成熟的、有效率的CCUS技术。比如利用绿电生产绿氢，再合成绿氨，再利用绿氨脱除烟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同时生产绿色复合肥料等。在循环经济技术领域，新质生产力大有用武之地。
以“大力发展新能源”为中心打破转型瓶颈
中能传媒：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未来，在能源电力领域如何打赢这场“碳减排战”？
王志轩：目前，中国虽然还没有实现碳达峰，碳排放总量仍处于上升通道，但是要做好降碳工作必须提前布局，这样才有助于实现碳排放在低位达峰，并能有效减少碳中和的总任务量。
一是坚持全国统筹。不能单纯地就电力论电力、就能源论能源。所谓能源弹性，是指能源生产和消费具有可替代性。如，国家能源战略中对能源的生产、进口、消费结构进行调整，能源企业提供不同品种的能源，能源消费者对能源品种进行选择等，都具有一定弹性。再如，我国城市居民可选择用电或燃气来烧水做饭。影响能源弹性的主要因素是价格，能源效率、环境影响、使用便捷性等也是重要因素。由于能源弹性的存在，加之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地区排放量无关，达峰是以全国为总目标的。因此，电力的达峰快慢要以全国达峰的总体最优为原则来确定，其他行业和地区的达峰也应当如此。这也是实现“双碳”目标要全国统筹的要义所在。我国电力碳达峰快慢及峰值高低的基本逻辑，还与以下两个基本趋势判断密切相关：一是提高电气化水平，加强“电能替代”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电力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二是，煤炭消费是影响碳达峰的最关键因素，电煤用量是左右电力达峰的关键因素，新能源大发展才能替代煤电，但受系统灵活性的影响，而煤电在较长时期还要发挥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功能。所以，要把能源和电力低碳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甚至要把能源和全社会低碳发展密切结合起来，按照中央要求进行全国全社会统筹，实现经济、高效减碳控碳，达到最优减排效果，必须以此原则来部署能源电力碳减排工作。
二是严控化石能源直接消费。在严控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将化石能源转化为电能利用，以便于高效管控能源领域碳减排，增强行业污染物治理和控碳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样需要加快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
三是以“大力发展新能源”为中心破解转型瓶颈制约。明确以“大力发展新能源”为中心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也鼓励发展新能源，可是一旦遇到消纳困难，就会有“是否新能源发展太快了”的舆情出现，而现在已经明确，应对挑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所以，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而不是放缓脚步。要围绕“大力发展新能源”这个中心，来补强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也要尽快完善与“大力发展新能源”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四是引导消费侧使用绿色低碳能源。如今，各界对绿色低碳发展均已达成强烈共识，但就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共识还没有完全转化成行动，表现为绿色消费行动不足。在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是企业有通过消费绿电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意愿，即便是居民的绿电消费比重也高达70%—80%。在我国，居民还没有形成绿色消费的风尚，这也与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有关。
呼吁各国积极共享低碳技术
中能传媒：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都需要全球对话合作，中国如何才能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王志轩：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解决不了任何全球性问题，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各国还是要坐到一起、共同商量。作为地球村的重要一员，中国在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作用会越来越突出。
一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履行碳减排义务。当前，全球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1.8%，我国81.6%，美国81.1%。可见降低全球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与全球平均及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化石能源是以煤为主，比重比全球均值高约29个百分点，石油占比低14个百分点、天然气占比低15个百分点。考虑到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应率先加大减排力度，加快进行可再生能源替代。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仍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即便如此，我国仍然根据自身自然资源禀赋提出了自主贡献目标，并走上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煤炭的低碳发展道路。
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探索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的路径。能源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是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重要基础设施保障。在开展能源合作的过程中，中国通过传播经验、输出人才、分享技术、提供设备、承揽工程等，能够大大加快有关国家能源转型和减碳降碳的步伐与进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是坚持和加强全球能源合作。在能源安全新战略中，明确要全方位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开展全球能源合作，可以优化能源资源在全球的配置，提升全球能源效率。各国能源发展转型一定会受益于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中国也是全球能源合作的受益者，在多赢的前提下必然能够高效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四是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积极共享低碳技术。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人为阻断全球能源交流与合作，会严重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与努力，影响的是全球控碳进程，各国应该共享更加低成本、高效率、高水平，且能给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积极作用的低碳技术。实际上，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和设备已经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可信赖的选择，我国将坚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为全球共享低碳技术作出大国贡献。
五是我国在绿电、绿证以及相关产品碳足迹核算、追踪标准等方面，与国外的互认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使得国内的绿色产品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与评价。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在标准互认、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对话，提升在该领域的话语权，为落实“双碳”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奠定良好基础。
来源：中国能源观察
免责声明：本文所用的视频、图片、文字来自互联网公开渠道整理，仅供参考、学习交流，无任何商业用途。如有涉及侵权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处理。
客服1